４２個問題 ── 與王軍濤商榷封從德
這是一場延遲三年才得以公開進行的討論，涉及我與王軍濤關於六四重大史實的核對與商榷。2000年6月，我讀了王軍濤在『大家論壇』上和網友的討論內容及其在多維上反思六四的文章，發覺其中陳述的部分六四關鍵史實不甚準確乃至顛倒，尤其是說李鵬已經讓步而學生不讓以及薊門會議上誰主張撤等幾大關節處。軍濤此說一出，妖魔化學運者立即拍手稱快，紛紛佐其言以為中共開脫，責難學運。作為當事人，對此坐視不言實在是罪過，況且關涉史實之確立，更當慎重而為。史實未清，謬言必興。於是，同年6月23日，我致函軍濤，提出了我的疑問，願與他共同堪核史實，以正視聽。 (Memoir Tiananmen-89)
最近軍濤終於對此有了回應，同意公開討論我信中所提及的大部份問題，可是部分問題，依其所言，則暫時保持私下交流，以恐危及他和某些“想過個人好生活的人”的朋友關係及他們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待來日時機成熟，再行公佈。我原本期望在《新聞自由導報》（軍濤任理事會主席）及多維新聞網（其三年前言論出處）上進行公開討論，主要是考慮軍濤和他們關係較近也許較方便，但兩個機構均無此意，於是才改在【六四檔案】上進行。這也是延到現在才公開的一個原因。 (64檔案´89)
下面公佈的４２個問題，其中小部份參考了近三年的新材料，尤其是陳子明的妹妹陳子華與陳小雅關於“社經所”的“三線計劃”的辯論中所披露的情況；大部分則出自2000年的信。這４２個問題主要涉及九個方面﹕
一、學運初期，北高聯的成立與社經所的關係
二、絕食前社經所的介入
三、個人發起絕食與社經所和改革派的關係
四、五一八“對話”到底有沒有直播？
五、薊門會議誰主張撤？
六、維憲聯席會的代表性與合法性來源？
七、五二七撤退方案是誰提出的？
八、六一綁架事件是否王軍濤策劃的？
九、六四前一周私下撤離出北京為何沒有通知指揮部？
這裏特別指出下列最重要､外界也最受誤導的二點，與軍濤商榷﹕
一、誰讓步，誰堅持？關於五一八“對話”，軍濤一再強調李鵬“與學生直接對話”了，“電視也直播”了對話，且“學生也表示”(不知是誰)“符合學生就對話提出的程序性要求”了。言下之意，政府已於5月18日滿足了學生提出的要求，反倒是學生繼續賴在廣場（所謂“割據廣場”），因此，此後事態的惡化學生應負主要責任。軍濤也許為中共媒體所誤﹐抑或記憶失誤﹐總之應該及時糾正。事實是，李鵬只是臨時隨便找了幾個並非對話團的學生來“見面”，而所謂“電視直播”，不過是後來的剪接片段而已；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二、誰主撤？誰不撤？常和學生在一起的知識分子如陳明遠才是極力勸廣場學生撤退的，其它許多知名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王軍濤陳子明“社經所”周圍的這些，其實正是最激烈支持廣場堅守的，包括劉曉波和包遵信回憶、學生的《回顧與反思》、陳小雅的研究及當時的報導等大量資料都可印證這一點。因而軍濤有關“薊門會議”陳子明主張撤､陳明遠反對撤的說法，應該與事實正好相反。而且，廣場學生和指揮部並非只有堅守的想法而沒有別的策略，反而是上述那些六四前絕對“激進”六四後自稱“溫和”的知識精英圈子，未見任何決議是希望廣場學生撤離的，甚至是拒絕採納學生指揮部的“空校”撤離計劃的；所謂誰誰希望撤離，多是無從考證的私下場合。因此軍濤的六四反思中的部份說法，不僅是無的放矢，而且也嚴重誤導，雖然這些“反思”很合六四後的潮流和媒體口味，但卻與歷史事實本身不符，因此也完全經不住時間的考驗。 (Memoir Tiananmen/89)
回顧六四，言而有實、政治透明化是這場運動始終的訴求，就此意義而言，六四是場冀望“回到事實本身”的民主運動，因此它所要求的，不僅是維護陳述和獲知事實的義務與權利的體制，而且呼籲並要求自身，尤其在中國尚未建立此一體制前，具有敬重事實的原則，和公正批評及接受批評的能力。大家知道我對軍濤的某些六四反思方式是持公開批評態度的，主因就是看到其“反思”有不尊重事實乃至扭曲史實而誤導讀者的傾向。李鵬讓步論幾乎是所有支持中共的人攻擊八九學運言必所引的不實之詞，而此不實之詞由當事人､尤其是被中共“尊稱”為運動“黑手”的王軍濤說出，無疑的就此坐“實”了。若此非軍濤所願，還望予以解釋澄清。 (64memo.com-1989)
我素來認同軍濤所強調的“政治責任感”，但我以為，作為六四事件的當事人，如實陳述自己的經歷是我們的首要責任，若及評議，也宜由此出發。“天安門母親”團體的代表丁子霖教授在七年前就倡導：
我們需要的是事實，是原原本本，沒有經過任何篩選和加工的事實。
這個事實中共官方不可能向我們提供，但我們能否期望當年運動的
參與者尤其是運動的領袖們向我們提供呢？哪怕所提供的僅僅是單
方面的事實。
出於同樣的願望，八九學運的骨幹早在９１年就原原本本地將學運的經過細節花了大量的時間整理公佈出來（見《回顧與反思》），大部份當事人還分別有文章或回憶錄發表；而令人遺憾的，軍濤及其“社經所”周圍的六四參與者（陳子明、陳小平、費遠、鄭棣、閔琦、劉衛華、劉剛、張倫、王丹、白樺等多名社經所專、兼職人員，這些都是在媒體上公開過的）卻罕見詳細回憶資料，使得在運動中有種種暗中操作的貴所在八九學運和民運史中更因相關資料缺乏而被稱為“神祕的交易所”。既然，六四後的批評風潮中，軍濤指責某些運動參與者尤其是學生“理想多於責任感”（見其答蘆笛的六四反思部份），那麼，將貴所在運動中如何“齊驅理想與責任”的經驗公佈於眾，以資借鑒，以饗天下，豈非民主運動莫大之幸事？其實，一味保持緘默，對貴所並無好處。第一手資料缺乏，以致外界借用旁及的資料揣測貴所確實有將學生推到第一線、而自身卻準備和李鵬政府握手言歡，洽談政治交易的“三線計劃”。又如，軍濤稱八九年“象王丹，他說他聽我的。我必須為此承擔責任”，那麼擅自違背學運組織決議、以“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為由而用個人名義發起的絕食，是不是也是聽了軍濤的話呢？軍濤是否也準備為此承擔責任？又如何承擔的呢？作為曾全身心投入過八九學運的親歷者，我個人也對這些可能是背著大家操控運動、完全違背民主原則的疑點表示強烈關注，但無論哪一種情況，證實還是證偽，我都希望看到確鑿的事實和證據。 (64memo.com-2004)
以上認知如有錯誤，敬請批評指正。
封從德
2003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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