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emo - 還她一個公道──為柴玲辯護 by 雲兒

還她一個公道－－為柴玲辯護雲兒　　尊敬的陪審團女士先生們：　　首先我要向大檢察官蘆笛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他對中共黨文化的深刻批判，對於學生領袖許多源自黨文化教育的惡習的鞭撻入裏的揭露，無疑將我們對六四悲劇的反思推上了一個新的層次。我本人就從中獲益良多。　　然而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當檢察官先生指控柴玲女士“道德品質特別惡劣”，猜測她堅守廣場的動機是要以市民群眾為人盾保衛自己的時候，不僅嚴重缺乏事實根據，而且與他自己關於學生領袖是“真誠地為其信念而鬥爭”的基本判斷，大相矛盾。而他基於猜測動機而作出柴玲女士犯有過失殺人罪的指控，則根本違背了最基本的法理原則。　　經過前幾天的法庭辯論，我相信諸位對於判定過失殺人罪的法律原則，已經有了充分的了解。我相信大家已經十分清楚，即使退一萬步，就算大檢察官說的那套因果鏈條能夠成立，依照法律我當事人柴玲女士率領學生堅守天安門的行為也絲毫不可能構成過失殺人。這些事實，我相信諸位都已經有了自己的判斷，本文後面我也會有所涉及。　　不過在這個總結陳詞中，我的重點將不是去重覆那些枯燥的法律問題。我願意利用這個機會，回答一下幾天來我一直沒有機會回答的問題，這就是大檢察官對柴玲女士道德品質與行為動機的諸多嚴重指控。這些問題，我前幾天沒有觸及，因為在法律上，動機與意圖不同，前者僅僅屬於道德領域，不能用來判定刑事責任。一個人違法殺人，可能是出於道德上良好與高尚的動機（比如幫助其解除痛苦），但只要他確有殺死此人的故意，則他就是犯有謀殺罪。另一方面，一個人可能是抱著希望某人死亡的動機，鼓勵後者去從事某項危險事業（比如說登山），結果此人遇難。這時在法律上，我們就不能僅僅以此為據判定前者犯有殺人罪或過失殺人罪。 (六四檔案´89)　　然而，儘管大檢察官猜測的動機，絲毫無助於他關於柴玲過失殺人罪的指控，它卻關係到我當事人的個人聲譽，特別是關係到澄清當年那場運動的若干基本事實，關係到對那場運動作出實事求是的反思與分析，我覺得有必要從正面作出回答。一、三大評價標準　　△　　評價柴玲女士以及其他學生領袖在十四年前那場運動的作為，必須回答三個問題：　　（1）學生市民們的違法抗議是否正當？換言之，他們是否有正當理由違背當時的若干法律，舉行非法遊行、集會、絕食、靜坐、乃至在天安門廣場長期示威？　　（2）假如違法抗議是正當的，學生們在運動過程中所採取的策略、手段和行動是否明智？這是從現實政治著眼考察手段與結果之間的關係。　　（3）與上述第（2）點相聯繫，學生領袖們在選擇其策略、手段和行動時，是否充分地、全面地考慮了在運動中所產生的、對所有相關各方面應負的道德責任與義務？如果沒有，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在上述三點中，本律師與大檢察官的分歧主要在第（3）點上。大檢察官堅稱，柴玲女士選擇堅守天安門廣場，乃是出於十分自私和卑劣的動機，想以市民群眾為人盾來保衛自己不受逮捕。而本律師則認為此論未免過於誅心，違背事實。後面本律師將舉出證據說明，雖然當年柴玲女士在選擇行動與策略時或許有重大錯誤，雖然她在考慮道德義務與責任時或許不夠周全，但她的無私的獻身精神與真誠的理想主義，卻是有目共睹、眾所週知、無庸質疑的。 (六四檔案 - 89)二、學生非法遊行示威的正當性　　△　　不過為了更好地討論第（3）點，我覺得有必要先簡單回答第（1）和第（2）個問題。有人以為，要證明學生違法抗議的正當性，必須首先證明當年的政府沒有合法性，是非法的。言下之意，對於合法政府，公民就沒有非法抗議之權了。　　此論顯然是荒謬的，其理由我在《何時惡法非法》一文中，引用《正義論》中關於公民不服從的理論，已經已經說得很清楚：在現代社會中，雖然公民一般地必須守法，包括遵守惡法，然而對那些公然否認基本自由權利的法律，他們不僅完全沒有義務遵守，而且完全有權通過違抗法律的方式表達抗議。這與政府是否合法無關。合法政府也會通過一項否認公民基本自由的惡法，而通過一項惡法也不一定會使得一個合法政府完全變成非法。 (六四檔案´89)　　一言以蔽之，政府是否合法，與違法抗議是否正當毫無關係。要證明象六四學生那樣的非法遊行示威的正當性，無須證明政府非法，只須證明兩點就足夠了：第一，他們所挑戰的具體法律法規明顯不正義且否認最基本的平等自由權；第二，他們循合法途徑誠心誠意地發出過呼籲，但毫無效果，不能不採取違法抗議這個最後手段。　　關於第一點，學生們的遊行示威絕食靜坐，明顯違背了當時的一些法律，如《遊行十條》或《天安門五條》等等，此點有目共睹、眾所週知、無庸質疑。然而這絲毫不能否認學生行動的正當性。我在《何時惡法非法》中，就專門談過這一點：　　“政府搞個什麼十條五條出來，明文禁止公民在某些公共場所遊行　　示威，而這些場所，不僅在傳統上是進行集會遊行示威的公共講壇，　　而且政府自己此前此後就常在這些地方搞集會遊行，而不受禁令影　　響。顯然易見，此種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的法規，否認了　　平等自由權原則，自然成為公民不服從的恰當抗議對象。公民有權　　不遵守這樣的法規，不經批准自行在這些地點集會遊行示威。”　　關於第二點，我想大家不會忘記人民大會堂前，三位學生跪在臺階上，請求國家領導人接受其請願書的場景。對於學生們的誠心誠意的正式呼籲，政府表現出的不僅完全是一副漠不關心、無動於衷的嘴臉，而且更有甚者，竟發表殺氣騰騰的官方社論威嚇打擊。這就使得人們不能不採取違法抗議的公民不服從行動，作為一種最後的必須手段。　　有人要說，既然有遊行示威法，你就得先申請，申請而不批准，你再去非法遊行【近】，那才有些道理。連申請都沒有，你怎知人家不會批准？怎知你已經沒有了合法的抗議手段？ (64檔案-2004)　　關於此點，正如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中所談，上述第二個條件並不要求耗盡一切合法手段。只要我們從已往的行動和過去的經驗中，可以合理地認為進一步合法行動不會有結果，就滿足了此項要求。正常的遊行示威，假如以前申請十次都被拒絕而無正當理由，同時又沒有任何根據表明再次申請的結果會有所不同，抗議者就有權不申請第十一次而自行舉行遊行。 (六四檔案-2004)　　自然，對於正當的公民違法抗議，政府方面也可以採取強力驅散，以維護其自身權威和法律秩序。儘管這缺乏充足的正當理由，但只要政府方面的強力沒有超出必要的限度，就不能認為其不合法。然而像中國政府那樣出動坦克機關槍，放肆屠殺正當抗議的平民，完全無視人類社會的基本公理，就大大超出了必要且合法的限度，兇殘血腥令人髮指，非用“罪惡滔天”四字不能形容。 (64memo祖國萬歲´89)　　根據現代社會的法律，那些直接槍殺無辜平民者，犯下的是一級謀殺罪。然而那些下令屠民而自己沒有親手殺人的獨夫民賊，就不一定滿足謀殺罪的條件，而且他們犯下的也不是普通的謀殺罪，而是比謀殺罪更嚴重的罪行：危害人類罪！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大檢察官會發現，要用殺人罪給那些未直接開槍殺人的屠夫們定罪處罰，十分困難。這個問題其實毫不新鮮。二戰以後它就一直是刑事司法中的一個難題。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就是專門針對此類行為而設立“危害人類罪”，後者現在已經成為國際刑事法庭的一個標準罪名。 (Memoir Tiananmen´89)三、理想主義的悲劇　　△　　一項行動可以是正義的，然而卻不一定是明智的。後者取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假如正當抗議只可能招致瘋狂的報復和鎮壓，則抗議的行動就不一定明智。面對暴政，挺身而抗，為求正義，不計後果，在個人是值得敬仰的英雄主義行為，在一個群體卻可能只會帶來災難與毀滅。義之所在，不一定要為。1989年由學生發起的抗議運動是否明智，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持平的學者很少有人否認，學生運動從初起一直到絕食以後戈巴喬夫訪華前，曾經數度造成了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難得機會。1949年以來第一次出現了迫使政府當局與之對話的真正獨立的自治組織，新聞自由空前開放，民間社會開始贏得獨立地位，等等。這表明，至少在一段時期，以柴玲等人為領袖的學運，是明智的，曾經產生了良好的初步成果，為中國提供了新的希望。 (六四檔案 / 2004)　　只可惜，學生領袖與黨內改革人士終究未能建立起互信互動，終於使得這些初步成果葬送於頑固守舊勢力之手，給歷史留下下深深的遺憾。　　未能建立良性互動的原因，也許需要更多更詳實的史實，才能作出全面的判斷分析。以我個人的了解，學生領袖的天真、理想主義、缺乏政治經驗與政治算計、以及他們不肯捲入黨內派別鬥爭的初衷，應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象柴玲這樣這樣的學生領袖，當初挺身而出，憑的就是她的理想主義，獻身精神，滿腔熱血與燃燒的激情。他們有抱負，無野心，有理想，無算計。為了保持學運的純潔性，他們力求與黨內鬥爭保持距離，不做別人奪權的工具。他們太過於理想化，以致脫離現實【異】。而某些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權謀，更加劇了他們的戒心。正是這種心態，使得他們無法與老謀深算的政治家達成默契。我不相信這完全出於蘆檢所說的鬥爭哲學，恰恰相反，我相信其中很大成分來自於柴玲們企圖擺脫共產黨傳統鬥爭方式的努力。只可惜，他們試圖擺脫傳統的派別鬥爭，結果反而失去了天然的盟友，失去了黨內外互動妥協的機會，陷入了更惡性的鬥爭旋渦，也許這正是悲劇所在。 (64memo.com-2004)

編者按

還她一個公道－－為柴玲辯護

一、三大評價標準 △

二、學生非法遊行示威的正當性 △

三、理想主義的悲劇 △

一、三大評價標準　　△

二、學生非法遊行示威的正當性　　△

三、理想主義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