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道德的光輝 吾爾開希，原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期間擔任過北京高等學校自治聯合會（北高聯）主席，六四鎮壓後被中共當局通緝，流亡海外。現居美國，在舊金山求學。
北京之春記者：在八九民運六周年的時候，我們想請您這位當年的風雲人物談談自己的感受。
吾爾開希：不久前《世界日報》的報導引起的這場風波，使我們開始討論八九民運的問題。薛曉光小姐的這篇文章引用了丁學良和龔小夏的話，把八九民運形容成一場道德價值盪然無存的運動。作為八九民運的參加者，我們對八九民運的反思也是很深刻的，但對上述報導的這種說法覺得不能完全接受。
我覺得首先，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影響極為深遠，它的影響甚至可能會超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事實上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中國的現代化的步伐，包括經濟和政治的都大大加速了，八九民運也是世界上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瓦解的一個起點，是重要的里程碑，這些都是不容抹殺的。對八九民運的反思和批評非常重要，但是不能用情緒化的詞把它的意義抹殺掉。第二，我覺得八九民運中最令人驕傲之處有兩個地方。一個是理性，一個是道德，閃耀著理性和道德的光輝。雖然在運動的後期，有少數激進派的學生領袖，他們的表現使得學運的理性精神和道德光輝都打了折扣，有了暇疵。更令令我們這些運動的參加者和全世界人感到痛苦的是，這種非理性的東西斷送了兩次學運可能成功的歷史時機。對於這樣一種非理性的學運勢力的反思，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前提條件是不能抹殺運動的理性和道德的光輝。 (64memo.com´89)
記者：您的意思是認為整個八九民運高揚理性和道德之精神，但是在其中，尤其是在後期，也包含著非理性內容，導致了不好的後果？
吾爾開希：是的。過去幾年來，象國內的王丹、馬少方，國外的王超華、沈彤和我，我們這些學生領袖對八九民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但主要是出於三個原因，我個人一直緘默不語。第一個原因是我認為檢討歷史的時機還沒有成熟，也不用太著急，總有一天可以用非常理性、非常深刻、非常嚴肅的態度檢討這一段歷史。第二個原因是，畢竟事件的主要責任還在中國政府，在中國共產黨。我想那些激進的學生領袖可以利用在海外流亡的時間，作自我反省。如果他們自省，或許歷史會原諒他們，為他們提供一些新的機會。這也可以說是我對那些負責任的激進學生領袖的良好願望。第三個原因是我覺得如果對天安門事件的責任問題展開討論的話，將無可避免地會去批評象柴玲、李錄這樣一些個人，而以我同樣是一個學生領袖的身份，這樣去做將很難見容於中國的傳統價值標準。中國的傳統價值標準總是希望我們學生是團結的，如果作為一個學生領袖去批評另外一個學生領袖的話，就很容易在動機論上陷於一種尷尬的局面。出於這樣三個原因，我長期緘默不語。 (64memo中華富強-2004)
然而到今天，我不得不說了。雖然時機成熟與否我還不清楚，但它確實到來了。《紐約時報》和《世界日報》的文章，表明對於這場歷史的深刻檢討已經開始。這場風波開始不久，柴玲給我打了電話，我們聊了很久。聯繫柴玲的一些說法，我覺得這些激進的學生領袖對自己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的行為並沒有任何反省。在談話中我明確地向柴玲表示對她在當時不信守承諾，出爾反爾地主張不撤離廣場的強烈不滿。而且當我責問是否應該對自己的決策負責時，得到的是她的斷然否認。她認為不撤出廣場的決定是由所謂的“廣場議會”作出的。所以她不是決策人，換言之，對不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決定她不需要負任何責任。且不說主張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時早已自行離開天安門廣場，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然是主張不撤離廣場的，因此這種舉手通過不撤離廣場的決定本身毫無意義。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所謂的“廣場議會”是由每天大量流動的學生組成的，它沒有自己的代表性，不存在明確的民意基礎。在如此重要的政治運動、學生運動之中，作出如此重要的政治決策，要讓一個三四百人的議會去承擔責任，這與共產黨搞一個三千人的人民代表大會沒有任何區別。所以我在與柴玲的談話之中非常明確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認為不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決定是不妥當的；如果我們當時不能避免學運失敗的話，至少還可以避免流血，雖然造成流血的主要是共產黨，但是沒有能夠避免流血，我們是要承擔責任的。我們對此作過努力，包括我個人，然而努力的失敗，確實跟柴玲、李錄這兩個人堅持不撤離天安門廣場有直接的關係。從今天對八九民運的反思來看，的確存在著很大的非理性的東西。它不僅使天安門廣場運動中可貴的理性精神大大地打了折扣，更使我們喪失了可能的成功。 (六四檔案 - 2004)
幾年來我雖然一直抱有不同的想法，但為了維護學生運動的整體形象，從未在任何公開場合評論過其他學生領袖。由此，我今天這樣深刻地指責柴玲和李錄，人們也不應該懷疑我的動機，如果我真有什麼個人動機的話，早就講了。
記者：您現在還耽心這一點嗎？
吾爾開希：耽心是有一點，但是我覺得如果老耽心別人懷疑自己的動機而不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的話，那就不符合我所追求的民主的目標。所以我寧可讓別人誤解，也要把自己的 想法說出來。我覺得大家可以就事論事，就我的一番觀點進行討論。不要一說就說到“動機”，老實說，我對這個還是有點害怕的。
但是，丁學良在接受薛曉光的訪問中說的一些話我完全不能接受。他認為參加八九民運的這一代人，是在中國傳統道德被文化大革命掃得一乾二淨，社會道德完全破產後成長的；在道德空白期間恰恰又傳來了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首先我想說道德的破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那麼容易破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丁學良先生又以什麼資格來評論我們的道德破產呢？他自己的道德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不也早已破產了嗎。而且，如果認為柴玲關於別人可以死，她不能死的講話證明了學生們道德破產了的話，那麼我可以舉出天安門廣場成千上萬的反例，來證明廣場上理性的光輝和道德的光輝。例如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它是至今為止所有參加過八九民運的學生都津津樂道，引以為自豪的。為什麼我們如此懷念“四•二七”遊行呢？主要是跟當時的環境有關。四月二十六日剛剛公佈了《人民日報》社論，我們受到的來自政府的壓力和恐嚇是史無前例的，我個人就被告知，只要我帶領學生走出北師大校門一步，外面就有一個營的警力專門對付我們北師大的學生。水龍頭、橡皮子彈、棍棒都不在話下，甚至會有更嚴重的鎮壓，這是我們的校長代表北京市委明確告訴我們的。當我把這一個消息告訴我們師大同學時，總數七千學生中有六千五百個參加了遊行，我個人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這裏的道德勇氣是什麼呢？就是中華民族偉大的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也是八九民運中最普通的口號。 (六四檔案´89)
這不是道德破產這能夠喊出來的口號，絕食時就更不用說了。以自己的生命來追求理想的做法，道德破產的一代人是做不出來的。多少人在絕食之前寫好了自己的遺書，這不是憑一時衝動所作的選擇，而是一個非常痛苦的，具有緩慢的煎熬的過程。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受得了的，如果沒有足夠的道德勇氣的話，我們怎麼承擔得了？八九民運閃現的道德光輝，不僅在學生中表現出來，還影響了北京市民，影響了全國老百姓，乃至全世界。香港人民正是受到了學生們道德的光輝的感召，才會有一百五十萬人的大遊行。這樣的道德力量難道丁學良先生就看不見？丁學良不是不了解情況的人，也不像一個缺乏理性的狂熱份子。比較一下他在八九民運還如火如荼時的表現，再看今天他在海外民運相對低潮時的如此表現，我倒懷疑他的道德觀是否已經破產。 (64memo祖國萬歲´89)
八九民運的另外一個理性色彩也是為全世界所稱道的，至少在學運的早期是如此。四月二十二日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參加胡耀邦的葬禮的時候，這第一次學生的有組織的大遊行，將近八萬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時如此秩序井然，如果不是有理性主導，根本不可能發生。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沒有流血，沒有發生打砸搶，雖然有些過激的言論，但是從頭到為沒有考慮過使用暴力。這難道不是一個理性精神嗎？丁學良先生、龔小夏小姐、薛曉光小姐關於八九民運“沒有理性”的指責有其一定的道理，因為晚期的學生領袖的確有一些非常不理性的做法，這種做法的確也導致了很嚴重的後果。但是不可因此而抹殺八九學生運動的理性精神。我們今天在懷念八九民運的理性和道德精神的時候，也應該去認真思索和批評，檢討學運中出現的非理性、非道德方面，這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 (64檔案´89)
記者：您剛才說說“我們要承擔責任”，這個“我們”是否包括您本人在內？為什麼？
吾爾開希：包括。很多人有一種觀點，說廣場上的激進派學生領袖必然會被選出來，理性的領袖必然會被取代。經過六年的反思，我對此不以為然。事實上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從來沒有機會就理性的學生領袖和非理性的學生領袖進行過選擇。因為非理性的學生領袖佔據了廣場，佔據了廣播站，佔據了所有能夠讓人們知道的舞臺。他們控制學生運動，不讓學生有機會進行選擇。而理性的學生領袖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得極為無能，這就是我們要檢討的，我們沒有能夠讓理性的精神繼續發揚，這是我們最主要的責任。□ (64memo.com/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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